任濬（1595-1656），字文水，号北海，万历23年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颜神镇（今属博山区博山镇）夏庄村。幼负异禀，胸怀大志。勤奋好学，日诵千言，“遂使炎暑蒸体、凄雨腊肌，未敢一日辍学”。 奇才博识，综博贯穿，细大兼举。为文峭拔，不事前人一语，浅学莫窥其涯。留心世务，其于治平大略慷慨而谈，虽一时豪俊无能易其说。天启四年(1624)荣登甲子科举人。考官赞其“识负日月，学沛江河，可称天下士”。五年乙丑科会试“已拟魁矣，以策中有讽刺魏珰语被黜”。崇祯四年（1631）擢辛未科三甲第126名进士。南宫登名，握符列城。初授山西芮城知县。六年以材调榆次，俱著循绩。九年以卓异擢礼部主事。寻迁御史出巡苏松等郡，风裁凛然。十四年按吴事竣，回京复命。中途抵里，未及诣阙，复以御史监军河南。时汴围急，公受事两月，简料师徒，修饬战具。誓师厉众，擐甲登陴，激励亲藩，调和文武，抚勉百姓，明信赏罚，手剑而督之，矢死力守，城赖以全。十五年五月，兵退，亦以中铅折肱告归。十月以“汴城坚守不屈，忠义可嘉。褒忠酬力，以示风劝”晋授兵部侍郎。十六年十月，起迁豫楚总督。闻命疾驰，夜宿长垣，遇寇被执，宁死不屈。刃划于额，死而复苏，乘间逸归。
大清定鼎，“遣官征访遗贤，车轺络绎”，公被兵部侍郎刘余佑及同年诸公强举。顺治二年二月授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刻勉自励，积弊一清。六月乞假省亲。丁母忧。八年服阕，起补前职，改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仓场。革故鼎新，度支精敷，损耗大减，储粮大增。十一年八月，累官至刑部尚书，诰授资政大夫。凡有大狱，务得其平。十二年二月丁巳，以疾着以原官致仕回籍。十三年二月乙卯卒于家，赐祭葬，五月乙未朝廷特遣行人临祭。秘书院大学士孙廷铨撰《资政大夫刑部尚书任公濬墓志铭》。
任濬博闻多识，文武兼备。为官清廉，生活严谨，持德自律，体恤百姓，政声斐然。著有《十三经注疏序》、《皇明经世文编序》等传世。
任濬生逢乱世，一生充满传奇与辉煌，建不世之功，立不世之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朽华章。古人云：大德之人，建功立业。立言不朽，盛德不泯。任濬建大勋，立大德，功业巍巍，其功德庸得泯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其可歌可泣事迹永远彪炳史册，其历史功绩与日月同辉，其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我学识肤浅，为不足以发扬其遗芳馀烈，才不足阐综其精神内涵，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故不揣谫陋，惶惶然将我认为任濬值得吾辈传承与弘扬的精神品质，略举纲目，妄提拙见，忝为抛砖引玉。
一、从精神方面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讲奉献勇担当、敢担当有作为之精神。如《大梁守城记》、《李自成》等载：自成二围开封时，在守汴高级官员中任濬任职最晚，但自“从自成攻城以来，由于任濬最有勇有谋，最敢于任事，所以很快赢得高名衡等封疆大吏的信任和尊重，尔等为了表示对其尊重、信任和依赖，执意将崇祯15年正月初四应在巡抚衙门商量、部署御敌之策的重要会议安排在任濬所在的巡按衙门”；在开封官军即将兵尽矢绝之际，保定总督杨文岳遣兵扮乞丐送蜡书云：“大兵即至”，“久旱逢甘霖”，因此有“官员提议最好由抚台、藩台或臬台亲自登城、速将蜡书消息向守城军民宣布以此鼓舞士气”，但巡抚高名衡托病左顾而言他、布政使梁炳年老体弱默然不语，而任濬片刻也未犹豫，速曰：“请抚台大人不必操心，藩台大人也不必冒雪登城，由学生去向守城军民宣布”，说完他“即刻冒雪传示城头，群情愈定”；“贼屯繁塔寺，纵横二十余里”，时巡按任濬守曹门，知府吴士讲、推官黄澍协守”，“贼于曹门海濠边对城扎一大营，督众掘城，列大炮十余门炮击，城桓应声而坍”，再“于曹门心字楼下掘一大洞，在内死拒，兵莫能入”，形势危急，总兵陈永福带兵赴援并向任濬提出赏金夺洞建议，乃时巡抚高名衡守南门、布政使梁炳守东门都不在场，而按部就班必将贻误战机，曹门又是整个汴城防御核心，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在关乎数百万守城军民生死、关乎开封存亡之时，任濬断然曰：“陈将军放心，若有破敌善策，赏赐之事由我主持，无需禀明巡抚”。当他听取并认可陈永福破敌计策后，“初悬千金赏，未有应者。复硃书有能夺此洞者赏两千金”并立即派人将银及其牌谕悬于城头，霎时就有朱呈祥领百人，快速消灭洞内之敌，并且贼尽十五昼夜力所成之三十六洞先后凡悉数为官军占有。虽费千金，保全亿民。汴城转危为安，人心振奋。再如：汴围岌岌，总兵左良玉驻师汝南，拥兵自重，徘徊观望，不即救援。任濬驰公书以大义激促说：“将军望隆方召，威震华夷，国家故倚之为股肱，国家宠渥优隆。今逆贼困汴，危在旦夕，雄师密迩，未见振旅。若复坐观，倘贼陷汴，将军何以谢朝廷？”恩威并行，掷地有声。管窥一斑，可见全豹。上述几事充分体现了任濬敢于担当、勇于担责精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当年不是任濬具有担当精神而多谋善断，不是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忠诚履职、尽心尽责、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担责而从善如流，不是他在职责和角色需要的时候，承担并负起责任而且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全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全力承担自己的责任勇往直前、慷慨任事，何有“二围开封”的力挽狂澜？公“敢于担当、勇于担责”如斯，岂能不彰？
（二）敢为人先、为民请命，爱民如子、执法如山之精神。如《蒙阴县志》载：任濬归省时间，蒙民有苦累事屡请于濬，务求必除，不另人知。崇祯14年上缴山东加派米豆，移运天津，蒙该三千二百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牢记于脑海、根植于血液中，他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洞悉苛捐杂税之害、深知稼穑艰难、同情百姓之苦，任札略曰：“以三千二百石之米豆而加于八百七十二户之穷民，如是则无民，无民则无邑，无邑又焉得有米豆乎？若移瓶就罍，有类驾祸，此又非生之所忍言也。生非有所为而言之，亦非预执成，说于其间也”。蒙遂得免。再如《明清档案》载：福建朝审赴解稽迟有关人等依律当罚，任濬又疏言：闽远在天末，川途修阻，山寇流突，寇阻时艰，情或可原，非敢故延。奉旨相应免议。《汴围湿襟录》、《豫变纪略》等载：守汴时，“大雪湿衣，兵寒难忍”，任濬先是严敕：“总社即刻取棉被等为兵御寒，如迟，定以军法从事”，而后次日雪霁又“命令总社原物归还”。还有“贼退，遗妇女二千三百余人”，任濬严令：“悉数收月城之内，禁兵民掠夺，俟其亲属认领”。次日除亲属领取外，尚余三百余口，悉送尼庵，每日给麦一升。见微知著，诸如此类，无不彰显任濬“敢为人先、爱民如子”及“欲己之饱，顾人之饥；欲己之暖，顾人之寒；欲己之利，顾人之害；欲己之乐，顾人之苦”之精神。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刑部尚书任濬无疑也是其中之一，公“敢为人先、爱民如子”如斯，岂能不扬？
（三）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之精神。如《榆次县志》载：“崇祯九年，山陕流贼至榆次沟口诸村，知县任濬亲率乡勇逆击之，斩获颇多，贼乃退。时有奋勇战斗遇害贼锋者三人，千长刘光成、练总张登杰、贺登选”。再如：《守汴日志》、《绥寇纪略》等载：崇祯14年12月24日，自成引罗汝才百万之众，再围汴梁，任濬“于贼未至，屡奉严旨责以监军料理城守。闻报即移南熏门，风棱凛然，弁卒畏惮”。他秉守职责，昼夜守御。每日单骑周城巡视，衣不解带四十昼夜。立炮台，增守具，恩威并施。擐甲登陴，持剑而督之。正当严寒，立城头调度，雪没腓胫，坚冰在须，浑身霜雪沾衣寸余而不知，中弹腿折而不离战场。等等事迹举不胜举。由于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所以守城军民心悦诚服，皆乐死战。任濬视功名如草芥、弃身家如敝屣，徇国忘家、公而忘私，于国家危难之秋奋不顾身，以身许国，保国安民，公“无私无畏、身先士众”如斯，岂能不传？
（四）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既守文持正又不墨守成规之精神。如据《清史列传》、《大清开国史》等载：任濬崇祯13年巡按苏松时，对沿陋已久、“既无关系于殿最，又不区界其熏莸”、“ 致怀瑾者未解其元，韬贯犀者不闪其晶”的观风制度进行纠正；任濬在任户部右侍郎和总督仓场时，特疏驳正京通仓场沿用元明的漕粮运输制度并提出若干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在任刑部尚书时对套用明朝的《大清律》、《会典》提出重要修改意见。为大清开国之初缓解财政危机、缓解民族矛盾、维护封建国家机构中枢正常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其“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世易，变法宜矣”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亦正是齐鲁文化以因时变革为前进动力的继承和发展，公“守文持正，开拓创新”如斯，岂能不颂？
（五）宁死不屈、舍生取义之精神。如《檐曝杂记》、《墓志铭》等载：任濬在守汴期间，饮冰夕惕，竭诚效力，鹖立不回，履蹈不测。常临变而杖策忘生，躬临指挥，不避其险；亲冒矢石，不避其危。他中弹折肱还坚持等兵退才告归；在长垣他不幸被执，他“啖之不屈，胁之不屈，执而兵之，铍交于颅，反皮障眼，血流被胸”， 死而复生，始终不屈。这是何等的威武与雄壮？何等的大丈夫英雄气概？难道不惊天地泣鬼神？在当时邦国殄瘁之秋，公勇烈如斯，岂非忠焉？公忠孝至诚，可以贯金石而光日月，粉身碎骨浑不怕，自留清白在人间。吾昔时对公守汴之事略有耳闻，俾读《汴围湿襟录》、《守汴日志》、《大梁守城记》、《豫变纪略》、《绥寇纪略》、《明末纪事本末》、《中州先哲传》、《姑妄言》、《开封浩劫录》、《幸存录》、《檐曝杂记》、《罪惟录选辑》、《怀陵流寇始终录》、《李自成》等书，方详尽其事、纤悉其人。吾哀公之遇，壮公之志。钦公之勇，崇公之烈。仰公之谋，慕公之略。赞公之忠，诵公之义。慨公之宁死不屈，叹公之生不逢时。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舍生取义”如斯，岂能不光？
二、从品质方面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感恩、行孝道之品质。任濬“天性孝友”，“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如康熙《益都县志》载：任濬“俸入所得，辄以献父，毫无私蓄”、“笃爱两弟，推产与子均焉，即恩荫亦必先两弟，而后及其子”，开创了大清以孝治国的先河。因此，孙廷铨在其《墓志铭》开篇即说：“吾党多士大夫，而其孝友有称闻，老而儒慕不衰者，文水最著”，同时顺治11年1月他在向皇帝请假省亲时这样写道：“揭报母年望七旬，在籍抱病数年以来，时瘳时作，近感增剧，实有思亲忧悬之念，请照户部侍郎任濬等乞假省亲蒙准之例，准臣归省，俟回日赴部补用”。孝文化源远流长，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博山区又是中国孝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被誉为“华夏孝乡”，而任濬无疑是其杰出的践行者、传承者和弘扬者，公“孝悌忠信”如斯，岂能不弘？
（二）崇尚根本、力学笃行之品质。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说：“《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实用的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该书的编辑，是当时一部分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这种有害的文风、学风，要求通过历史实际的学习，总结前人经验，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的努力”，而任濬不仅参与了该书校对，并且在崇祯11年该书出版时写了序文，其序文中批评士大夫“豆目不足以研变，苋肠不足以贮理。于是乎略不能以措治，道不可以格君，敷奏则隔靴，诘责则透裘，此非不才不忠之过，而不学之过也”。他与思想敏锐的江南学者一样，忧国忧民，对俗儒“是古非今，撷华舍实”、士子“掞藻有余，应务不足”、士大夫“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的现状进行鞭挞，表达了要求扭转空疏学风、开辟重实践、重实际、重实证的学术新风的心声。此外，还尝疏言：范达礼，矢志急公，件件从实地做起，国计幸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真知灼见也。足见其胆识与志向，其求真务实思想溢于言表。公“学以致用，力学笃行”如斯 ，岂能不宣？
（三）公平忠实、尽忠为公之品质。如任濬为刑部尚书时，不仅满汉律条分列，而且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也是满汉有别。任濬不畏权贵，仗义疏言，以是修正。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既捍卫了满汉人权平等，做到了公平公正，又体现其人权平等思想和持正不阿精神，还利于有效化解民族矛盾，其历史意义深远。公“忠公”如斯，岂能不崇？
（四）身处乱世、不同流俗之品质。正义凛然，刚正不阿。嫉恶如仇，铁骨铮铮。出污泥而不染，不为三斗米而折腰。如康熙《益都县志》载：任濬 “天启乙丑入试，已拟魁矣，以策中有讥刺魏珰语，遂下第。士林震惊，咸鸣不平”。见一叶而知秋，窥一般而知全貌，公“高山景行”如斯，岂能不敬？
（五）虚怀若谷、顾全大局之品质。任濬宽宏大度，“与人交，不拘小节，意豁如也”。如：上文提到，“由于任濬有勇有谋、敢于任事，所以高名衡等封疆大吏有意将应在巡抚衙门召开的会议安排在任濬所在的巡按衙门”，但任濬居功不自傲，等主要的官绅都到了以后，他仍请高名衡主持会议，因而同僚对他更加折服，更加同心同德，更加一心一意服从其指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形成合力，才能和衷共济，才能众志成城，才能克服困难，这亦是那次力保城池不失的重要因素。公之高风亮节不仅在当时那尔虞我诈的官场难能可贵，就是放在今天无疑也令人高山仰止，其“襟怀磊落，海纳百川”如斯，岂能不隆？
在尚书任濬身上，除此之外，其言行一致，刻苦学习、廉洁勤政、孤忠自矢、任人唯贤等垂范百世的事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恕不赘言。总之，其遗芳馀烈历久弥新，邦人不忘，后昆铭记；其行孝道知感恩、尚实干勇担当、重创新讲实效、重实践轻空谈、重名节轻名利、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而不失故常、百折而不挠、临危而不慌、为政清廉、大公无私等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发有为的力量源泉，催我们上进，促我们自新；昭示我们谨守本分，克尽厥职；警示我们干净做事，清白做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奋然前行；鞭策我们踵事增华，再创辉煌。
（本文发表于2016年《淄博社会科学》第6期，收录《博山记忆——文史集萃》）